谁谓良医之法,不可通于良相也。
【原文】
治身犹治天下也。天下之乱,有由乎天者,有由乎人者。由乎天者,如夏商水旱之灾是也。由乎人者,如历代季世[1]之变是也。而人之病,有由乎先天者,有由乎后天者。由乎先天者,其人生而虚弱柔脆是也;由乎后天者,六淫之害,七情之感是也。
先天之病,非其人之善养与服大药,不能免于夭折;犹之天生之乱,非大圣大贤不能平也。后天之病,乃风寒暑湿燥火之疾,所谓外患也;喜怒忧思悲惊恐之害,所谓内忧也。
治外患者以攻胜,四郊[2]不靖,而选将出师,速驱除之可也。临辟雍[3]而讲礼乐,则敌在门矣。故邪气未尽,而轻用补者,使邪气内入而亡。治内伤者以养胜,纲纪不正,而崇儒讲道,徐化导之可也。若任刑罚而严诛戮,则祸益深矣。故正气不足而轻用攻者,使其正气消尽而亡。
然而大盛之世,不无玩民[4],故刑罚不废,则补中之攻也。然使以小寇而遽起戎兵,是扰民矣。故补中之攻,不可过也。征诛之年,亦修内政,故教养不弛,则攻中之补也。然以戎首[5]而稍存姑息,则养寇矣。故攻中之补,不可误也。
天下大事,以天下全力为之,则事不堕。天下小事,以一人从容处之,则事不扰。患大病以大药制之,则病气无余;患小病以小方处之,则正气不伤。
然而施 治有时,先后有序,大小有方,轻重有度,疏密有数,纯而不杂,整而不乱。所用之药,各得其性,则器使之道,所处之方,各得其理,则调度之法,能即小以喻大。谁谓良医之法,不可通于良相也?
【来源】
选自徐大椿的《医学源流论》卷下《医道通治道论》。徐大椿(1693―1771),字灵胎,晚号洄溪老人,江苏吴江人,清代著名医学家。徐大椿是博学多才的人物,对于天文、水利、诗文、乐律乃至技击均能得其要领。《医学源流论》共两卷,是徐大椿所著的医论著作。
【注解】
[1]季世:末代;末世。
[2]四郊:都城四周的郊野。
[3]辟雍:天子所设的最高学府。
[4]玩民:即顽民,不守政令、违法乱纪之民。
[5]戎首:发动战争的主谋、祸首。比喻带头做坏事的人。
【语译】
治理身体如同治理天下。天下产生乱象的原因,有的在于自然,有的在于人为。
在于自然者,诸如夏商时期出现水旱灾害就是出于这类原因。在于人为者,诸如各个朝代末世的变乱就是出于这类原因。人身遭遇疾病的原因,有在于先天的,也有在于后天的。在于先天的,诸如病人的资质禀赋天生就是虚弱柔脆的。在于后天的,诸如六淫造成的危害、七情带来的感伤等。
先天之病,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医生善加调养,并服用效力巨大的药物,病人不能免除夭折,就犹如自然灾害造成的乱象,如果不是大圣大贤出面治理,就不能得到平定。后天之病,有的是风寒暑湿燥火造成的六淫之病,也就相当于治国时所面对的外患;喜怒忧思悲惊恐造成的七情之病,也就是相当于治国时所面对的内忧。
治理外患需要运用进攻的方法来取胜。国家的四边不安定,就选派将领出师征讨,迅速驱除袭扰的敌人就可以了。这时候国君还亲临最高学府讲授礼乐之道,那敌人就打到大门口了。所以病人身体里的邪气尚未除尽,就轻率地使用补益之法治疗,那么就会使病人因邪气内入而导致死亡。治疗内伤之疾以调养的方式取胜。如同一个国家的纲纪不正,那就崇尚儒学宣讲道德,徐徐教化引导就可以了。这时候如果放任刑罚的滥用而严加诛戮,那么祸患就愈加深入了。所以病人如果正气不足而轻率地使
用攻伐的治法,就会令病人因正气消尽而死亡。
然而在强大的盛世,仍然不乏不遵法度的民众,所以不能废除刑罚,这就是补益中有攻伐。但是假如因为小股贼寇就大起甲兵,那就扰乱民生了。所以补益中的攻伐是不能过度的。征讨诛伐的年份,也需要勤修内政,所以教化养育的工作也不会废弛,这是攻伐中的补益。但是为了不做开启战端的祸首而对敌人稍存姑息,那就是养寇为患了。所以说攻伐中的补益是不能耽误主要矛盾的。
天下的大事,举天下之全力来处置,则事情不会堕坏。天下的小事,委任一人从容处理,则事情不会纷扰。病人身患大病,就要以大剂药来克制病情,那么病气就会被消灭无余。病人身患小病,用小方处置病情,则正气不受伤害。
然而施治有时宜,治疗先后有顺序,药剂的大小有方法,轻重有限度,疏密有定数,纯正而不驳杂,齐整而不散乱。所用的药物,各自能够实现其药性,就是治国中运用器物的门道;所开具的药方,各个符合其中的医理,就是治国中调度资源的法门。能通过小的方面领悟大的道理,谁说良医之法,不能与良相治国之道相通呢?
【阐释】
这段文字集中论述了医道与治道是相通的,可以相互借鉴启迪。
“身国同治”曾是道家一贯以来的政治哲学思想。“不为良相,即为良医”的著名论断,是宋代名臣范仲淹在年轻时提出的人生理想,是从儒家的角度对“身国同治”的阐发。
范仲淹把“良医”与“良相”相提并论,也将“医道”提升到“治道”的高度,并将两者关联起来。徐大椿的《医道通治道论》则详细地阐释了“医道”与“治道”的相通之处。
徐大椿指出人身的疾病,有先天之病,有后天之病,如同天下的祸乱,有天灾有人祸。先天之病,非大圣大贤不能平定。后天之病则又分别对应内忧和外患,需要以攻伐之“武功”驱除外患,需要以补益之“文治”消除内忧。同时,还要注意在文治之时,要以攻伐作为辅助,在武功之时也要以补益作为支持。徐大椿提出“施治有时,先后有序,大小有方,轻重有度,疏密有数,纯而不杂,整而不乱”的原则,这些原则无论对于治病还是治乱而言,都是非常精当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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